忠与孝

中国人爱说自己是礼仪之邦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这言下之意，就是其他鬼子国都是茹毛饮血的类人猿的群居之国，不仅不知道德礼仪为何物，说不定现在还在树上吃喝拉撒。中国历代的统治者，都是以德治国，可什么是德呢？就是是忠孝礼义廉耻，文绉绉一点的话，就是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，简单一点，就是常说的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”，如果是女性，就更惨了一点，还要“三从四德”，既“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,说难听一点，一个女人生下来，她的命运就操纵在三个不同男人的手里。在所有的道德中，忠对于统治者来说，是最重要的。统治者不断的向自己的民众灌输着“忠君爱国”的思想，其目的，就是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千秋万世的流传下去。只有坚持了所谓的“以德治国”，又将忠放在了所有道德的最前面，自己的江山才能够坐稳，甚至于说，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得以延续。虽然说“君权神授”，可是“天威难测”，天命并不总是眷顾一朝一姓。竟然管不了上天，只能管管黎民百姓了。历代统治者爱尊儒家，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儒家的思想比较对统治者的胃口，愚民的效果的性价比比较高。

孝又是统治者愚民的一个手段，历代统治者以及历代的中国人，对孝都是很看重的，有着以孝治天下的文化传统。在一般民众和统治者看来，一个孝顺的人，就是一个好人。你只要打着一个孝顺的口号，似乎你所做的所有事情，都能够蒙上一层光芒。即使坑蒙拐骗，要是有了孝这个挡箭牌，不仅不会受到谴责，说不定还能流芳百世。十年寒窗，求取功名，书，只不过是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，敲门砖，殊不知，在古代的中国，孝，也是走向仕途的一条捷径。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，叫做“举孝廉”，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，由朝廷任命官职。被举之学子，除博学多才外，更须孝顺父母，行为清廉，故称为孝廉。在汉代，“孝廉”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，没有“孝廉”品德者不能为官。父母逝世，需守孝三年，这时候，你最好能在坟墓边上搭个草棚，终日以泪洗面，三年下来，形容枯槁，走路都要人扶。这时候，大家就会纷纷的翘起大拇指，称赞你是“人间至孝”。明代的张居正，因为父亲去世，但是不愿回家守孝，以至于放弃首辅之职，断送自己的改革之路。虽然万历“夺情起复”，但朝中御史依然不遗余力的攻击他留恋高位，不讲孝道。张居正不得不多次表明要回家守孝，最后还是万历处置了几个出头鸟才镇压下去。正是因为有着这么多的变态要求，和社会传统，中国古代就出现了许多变态的故事。郭巨为了能让自己的母亲多吃一口饭，就要将自己的儿子活埋，就为了省下这么一口食物。王祥为了让继母吃上活鲤鱼，自残般的卧到冰上，以求化冰求鲤。孩子对父母，应该是百依百顺的，若是有一点的忤父母的意，就要背上不孝的骂名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，仅仅是因为不喜读四书五经，就被贾政骂的是七混八素的，视为忤逆子。贾政打宝玉，王夫人劝的时候，只能说，“炎天暑热，打死宝玉事小，惹的老太太不自在”。中国文化对孝的理解，已经到了一种变态的地步。竟然可以不顾自己孩子的安危，视生命如草芥，随意残害，对父母的一切不合理要求，言听计从。即使是自残，也在所不惜。

相比于孩子对于父母的这种变态的孝，中国古代父母对其孩子却不是一般的狠。西方的观念，孩子是上天赐予的礼物，是天使的化身。而在中国的变态观念中，孩子是一个货物，是父母的私有物品。女孩是一个投资产品，男孩也是一个投资的产品。女孩是赚钱用的，男孩是养老用的。养孩子跟养动物没有什么不同。首要的都是听话。这样才会有所谓的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两个从没见过的人，只有在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才能见到对方，不仅见到大头，也能见到小头。因此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，“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居然不听我的。”这类的话语。中国的孩子不仅不会被当成上天的礼物，常常还会被当成“讨债”的，甚至是不祥之物。门客三千的孟尝君田文，因为出生在五月五，而被其父嫌弃（古时五月五出生的孩子不利父母）。即使是在今天的现代中国，孩子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货物的标签，充其量还是个半成品。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，不能随心而动，不能追随自己的心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在为自己活着，而是在为别人活着，在为自己的父母的开心满意而活着。

中国的道德观充满着变态的理解，可是在现代社会中，这种变态的思想，却依然强压在民众头上，起着隐形愚民的作用。虽然忠君爱国已经不提了，但是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了新的愚民手段。西方的孝的观念，虽然看起来有点单薄，但实际上却充满温情。不仅仅充满着人情味，也对孩子充满了尊重与平等，保证了孩子的独立性，不仅是生活上的，也是思想上的。